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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大学的教授提出发挥专家、教授在高考录取中的作用，改变单纯以高考分数来录取学生的做法，抓住了高考录取中突出的问题，提出了一个可以解决问题的方向。
11月1日，江苏省高考网上报名开始，为期4天，11月7日前进行报名信息确认。紧随其后，黑龙江、山东、北京、重庆等省市的网上报名与现场报名纷纷开始。一些高校的自主招生选拔工作也陆续展开。2011年高考又进入人们的视线，而关于高考招生方式是否公正合理、是否需要改革的问题，成为热议的线日，北京大学新闻网发布了一封北大11位教授联名写给校长周其凤的公开信，提出要改变北大现有招生政策，尝试采用“高考成绩与本校专家面试相结合”的招生选拔方式。周其凤表示，他本人完全同意这个建议，但是考虑到招生改革事关重大，怕考虑不周，因此向全体校友和师生征集意见。
在公开信上署名的11位教授，分别是北大化学学院院长、院士高松，工学院院长陈十一，生命科学学院院长饶毅，教育学院院长文东茅，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周其仁，物理学院院长叶沿林，中文系教授张颐武、陈跃红，哲学系教授吴国盛，法学院教授潘剑锋，教育学院教授康健。
他们介绍，之所以写这封公开信，是因为他们都是长期关注并不同程度参与招生工作的北京大学教师，怀着对北大的深厚感情和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焦虑和期盼。《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》已明确提出，要建立健全有利于优秀人才选拔的多元录取机制。因此他们认为，北大的招生改革已经刻不容缓，也适逢其时。这一招生改革或许具有突破性意义。
“我们在教学、招生过程中，共同感到确实存在一些问题，有些问题的发展比较严重，比如说唯分数论，靠高考成绩录取是一种非常简单的方法。”该信联名签署人之一张颐武教授对记者说，高考还是一个非常有效的、对于教育公平非常重要的支柱，它的价值和意义都非常重要，这是毫无疑问的，但也确实存在一些问题。
张颐武认为，在高考中存在“双盲”的现状，即学生盲目选择学校，学校也盲目选择学生。目前只要高考分数够了就能录取，而且按照分数排列，这对公平有相当的帮助。但另一方面也存在着弊端，这种模式缺少对学生志趣、兴趣爱好、想法、思路以及为人举止方面的培养，对人的综合能力了解不足。这是大学教授们都能感受到的一个问题。
此外，各所高校之间还存在着争高考状元的情况，不同程度的学校争不同层次的状元，这样就形成了一种唯分数论，一分之差可能就是天壤之别。
联名签署人之一文东茅教授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，招生不是高校在选学生，而是在争分数线的高低，花了很大的力气却没有太大价值，发挥不了老师的作用。招生本来应该是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特长选学校，根据自己的培养目标选学生，现在只有一个标准高考分数。高校没有选择余地。“我们希望引导他们在强调高考分数之外，还注意一些其他的东西”。
有调查发现，30%以上的大学生到学校之后对自己的专业不感兴趣。文东茅在一次招生中就碰到过一位“裸考”状元，见面后，这位状元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，招生老师为了学校的声誉将他招进北大，但他过了两年就因为不适应退学了。
北大教授写给周校长的公开信中提到，人的素质具有多样性，包括品德、意志、体质、情感、兴趣、志向、习惯等在内的诸多重要素质，都是高考难以有效考查的，“唯高考分数论”的招生体制必然会引发中小学教育过于注重考试科目和内容，而忽视其他素质培养的倾向。
教授们认为，“唯高考分数论”不仅使高校面对高分低能无法淘汰，而且对略低几分的优秀考生也爱莫能助。甚至各高校为了所谓“社会声誉”和生源分数线排名，把招生变成拉高分考生和抢“状元”，比分数线高低，比奖学金额度，而某些学生和家长凭借一纸高考分数条待价而沽，盲目追逐所谓热门专业，使各校招生形成恶性循环，不良竞争。对我国高等教育发展、人才培养乃至社会风气都将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。
公开信中提到：“唯高考分数论”的招生体制是不符合我校人才选拔和创新型、引领型人才培养要求的，也难以全面体现教育公平和素质教育的整体要求。我们认为，至少在北大，已经到了必须下决心予以改革的时候了。
目前，我国已经有了一些高考改革的尝试，包括北京大学率先进行的自主招生、大类招生、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，复旦大学、上海交通大学在全国率先启动的“高等学校自主选拔录取改革试验”，以及江苏省自2008年开始实行“3 + 学业水平测试+ 综合素质评价”的高考方案，等等。
教授们指出，这些措施在选拔优秀学生、促进中学素质教育等方面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，但是局部改革措施所产生的作用有限。整体上而言，目前实行的始终还是一种“唯高考分数论”的招生体制，即只能依据高考分数作出录取与否的判断，并且被动地接受数量有限的高分考生的挑选，导致以高校主体质量需求为前提的主动招生工作，在一定程度上演变成被动地根据分数划线后的“拉生”、“求生”活动，并由此埋下种种影响未来中学甚至大学素质教育的隐患。
联名签署人之一吴国盛教授告诉记者：“我们的提议，实际上只是把小规模的自主招生模式，全面推广。北大的自主招生已经搞了快十年，积累了许多经验。我们希望明年就可以在部分省市试点，因此，这个时候提出来。”
“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，在高考中增加一个环节，以面试作为一个决策重要的部分。实际上，这种方式还是存在于高考分数基准线以内的，并非不跟高考制度对接，而是在高考制度整体范围之内，增加一些灵活性、弹性。这几乎是我们所达成的共识。”张颐武说。
实际上，在高考中增加面试，并非北大教授的首创。在世界许多国家，面试对于高等学校招生都是相当重要的环节。当然有些国家没有高考，只有高中会考或者高中毕业考。不管在哪些国家，除了外部的考试外，大学内部的专家教授们在学生录取上是有着重要发言权的。
据了解，美国一些大学在招生时提供多次考试机会、注重考生综合评价，还有面试环节。教师主要通过对话了解考生的能力、个性、兴趣、特长等方面情况。面试在选拔中占有较大比重，作用是了解所有书面申请和成绩单上没有表现的东西。
日本所有国立大学、公立大学和部分私立大学都是实行两次考试，第一次是全国性统一考试，相当于我国的高考，这个考试是由日本文部科学省下属的大学入学考试中心组织，考完之后各个学校划一个分数线，分数线以上考生到申请的大学参加第二次考试。第二次考试根据学校情况，可能是笔试、面试等不同形式。
作为世界顶级学府，牛津和剑桥一直保持着严格的面试制度，报考英国名牌大学的学生几乎都拥有优异的成绩，为了优中选优，大学用面试的办法进一步筛选，他们认为全国统考成绩不能真正反映一个学生的潜质，只有特别的问题才能使真正优秀的人才脱颖而出。
我国香港地区各大学对考生的入学要求比较接近，都注重统一高考，按分数择优录取。但在具体实施中不同学校的要求又有所不同。香港高校重视考生中学阶段学习成绩以及综合能力考察，重视考生的实践课成绩，尤其是对于一些特殊专业的考生，还会增设口试、特长考试等。
张颐武提到，目前我国在博士生、硕士生考试中，面试是一个特别重要的环节，对于选拔来说效果是非常好的。另一方面，面试在公司招聘员工时也是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。
联名签署人之一高松院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，分数是重要的评价标准，但不是唯一的。把高考的分数作为一个基准，只要超过一定的分数线，再以专家群体进行集体面试的方式进行录取。考生也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，选报自己真正喜欢的学校和专业，而不是受环境与舆论的压力，一味追求某些自己并不了解更谈不上热爱的专业。
文东茅认为，增加面试环节可以加强对学生求学意愿、综合素质等方面的考察，从人才培养角度来讲，应该在高考基础之上，有一个弥补措施，给学生一个展示的平台。他同时指出，面试也是学生跟面试官、跟高校相互了解、相互选择的过程。
吴国盛也说，增加面试环节，就是要体现各学校自己的风格。“北大应该培养更有创造意识、对国家民族更有责任感的学生”。
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刘海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，北大11位教授的联名信，有合理之处，尤其是高水平大学希望在分数以外参考其他方面来录取，这是值得尝试的建议。
刘海峰指出，现在高校录取完全以分数决定，特别是实行平行志愿以后，高校没有了选择权，完全按分数来录取有其局限性。在公平方面，以分数优先的方式，对考生来讲比较公平，保障高分考生免于落榜，但完全按分数存在一定缺陷。
近十年来，刘海峰一直提出高考改革走到一定程度可以实行两次高考的方案。第一次高考就是实行全国统一高考，确定统一高考的基本分数线以后，取相当的分数段以上考生进行高校举行的考试，通过面试或者高校根据自身情况进行考试。
在刘海峰看来，北大教授们这个建议和他提出的方案是基本相同的。它的好处在于，基本上在保证有较高的文化、学业水平的基础上，通过面试看学生的能力、反应、灵气，参考其他方面因素。
“这种新增加的专家考核是大学的一个基本原则。”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别敦荣告诉记者，考生是否有资格上大学, 不应该单纯地由政府决定，也不应该单纯地由学校行政人员决定，还应当由专家、教授、老师们来决定。在高考录取中，专家、教授的作用没有发挥出来。这是现行制度的一个缺陷。
别敦荣认为，北京大学的教授提出发挥专家、教授在高考录取中的作用，改变单纯以高考分数来录取学生的做法，抓住了高考录取中突出的问题，提出了一个可以解决问题的方向。
刘海峰也提到了这个建议的局限性：一是成本比较大。因为在各个省面试，人员需要派出很多。如果比例较大，人力、财力、时间等成本要花费很多；如果比例较小，面试的意义就不大。“比如要招2000名学生，有2500人来面试，区间就会比较小；如果请5000~6000人来面试，工作量就会偏大了”。
二是面试的公平性。可能会出现个别不公平情况。“完全杜绝并不容易，但如果控制在主体范围内、可接受范围内，可能会好一点”。
刘海峰认为，这种选拔模式，要求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，交通比较便利，关键是让家境贫寒的子弟，也能来参与报名和申请。因为一个学校一般来说面试点都设置在省会，若再向下延伸工作量会非常大。即使设置在省会，如果是新疆、内蒙古等很偏远地方的学校，到省会来面试也是很难的，特别是家境贫寒的学生，不知道能不能录取，更不容易下决心来面试。如果许多学校都这样做，对相当多的家庭来讲有一定的经济压力。
“若要实行两次考试模式，一定要以交通便利和经济发达作为前提，不要因此排除了家境贫寒的学生，使他们丧失了机会。”刘海峰同时提到，“实行第二次考试的规模不能太大，如果大学本、专科全部推行这种招生方式，工作量就会太大。 所以目前只能先进行小范围试点。”
尽管整个社会都在期待高考招生能够更加灵活和多元化，但许多人依然对招生的公平公正性存有质疑。这种担心并非多余。对于这几年兴起的高校自主招生，几乎每年都有考生抱怨它正沦为权钱交易的新渠道。
张颐武认为，高考这道防线还是我们最宝贵的诚信资源，也是中国教育体制赖以运转的非常重要的支柱。如果达不到基准分数线，什么都免谈。但这项改革既尊重了高考制度，又摆脱了“唯高考分数论”的羁绊，可以说兼顾了各个方面。
“面试不一定会失去控制。”张颐武解释，第一，评审的专家不会是一个教授，而是由一个委员会组成，可以由多位教授来做评审，而且设一个相对的基准，他们的判断不会全部出现偏差，用分数平均值来决定学生是否录取就会保证公平性。第二，在制度的设计上要求更严密、更有章法。第三，公众的监督力也会很强。一个明明优秀的学生却被刷下来，就会有人问了。实际上评选平台是透明的，公共信息公开，公众也可以进行深入地监督。有这三个方面保证，那么面试就不会造成不公平。在社会上，也避免造成一些问题。“在北大以及其他学校，研究生考试中进行了这么多年的面试，出现问题的情况还是极少数的。”张颐武说。
吴国盛也持同样的看法：自主招生已经积累了比较好的经验。第一，高考分数仍然是最重要的一个参考数据；第二，专家不是一个人，而是多个人；第三，可以有这样制度安排，使得专家只有在最后的时刻才知道面试对象是谁。这些是可以保证公平的。
文东茅曾提到：“公众对社会的信任程度比我想象得更低，对积极的东西缺乏信心，我个人觉得至少也应该给北大作出尝试的机会。”他列举了一些规避机制，比如不提前公布名单和去向，实行省籍规避制度等。
张颐武说：“在高考加分上也会有人利用制度上的漏洞。虽然一个制度的设计都会有不太完美的地方，但是我们要想办法尽量避免，使它变得完整。这是我认为通过严谨的手段，通过严密的设计完全可以达到的状态。只要我们的方案做得好，它所产生的促进作用一定是非常大的。”
别敦荣指出，就每个学科而言，如何选拔适合于学习这个学科的学生，将有兴趣、基础和发展潜力的学生选拔出来，这是专家教授能够发挥作用的地方。而恰恰在这个问题上，我们长期忽视学生兴趣爱好、知识基础和学生对未来的选择，盲目地进行了网上录取。这种做法违背了“以学生为本”的原则，它所坚持的是社会公平。如果我们能够把社会公平做好，又能做好以学生为本的工作，这种由专家教授选择决定谁能上北大的办法，是能够找到适合于北大的学生的。
有人提出，农村学生在这样的选拔中可能更加没有优势。对此，文东茅表示，事实上，农村孩子在一流大学比例越来越低的现状，恰恰是他们提出改革的出发点之一。
张颐武也认为改革后农村生源会更多。“这样的面试，首先得要有高考成绩做基础，比自主招生更有保障。面试也不会看才艺表演” 。
对于偏远地区孩子的出行不便及路费等问题，他们也不认为是难题，“就现在的招生而言，事实上几乎所有进北大的本科生，在进学校之前我们招生的老师也都见过。对于贫困家庭孩子参加面试的路费，学校也可以考虑补偿，应该不会有问题”。
针对11位北京大学教授致信校长周其凤，提出改革本科招生方式的建议一事，北京大学招生办公室作如下回应：我们已经注意到这封信及有关报道。信中所反映的问题的确是当前高校招生考试制度中的重大问题。教授们的观点、思想和智慧对于推动北大招生工作具有重要的意义，我们深受启发。但是，招生考试制度改革关系重大，我们必须要在认真研究，充分调研，深刻领会《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》的精神的基础上，按照教育部有关要求，结合北大办学特点和人才培养目标定位，稳步、审慎地推进各项改革措施。我们将认真研究教授们的意见和建议，广泛听取各方意见，周密论证，精心部署，共同推动中国高校招生考试制度改革，为进一步推进素质教育和拔尖创新型人才培养作出贡献。
而关于这件事，也有人评论道：“这一改革若成功推进，将打破集中录取，从而也打破一考定终身，这是比校长实名推荐制更有价值的改革。从11名北大教授的联名信，到北大官方的表态，这是一个教育改革良性互动的开始，未来或许值得期待。”
